故事梗概

　　B公司与A研究院原本是合作伙伴。A研究院计划申请涉案项目以获取财政补助200万元，串通该项目需要有合作方，申请于是科技找到了B公司。A研究院称可以拿出部分项目资金购买B公司研发的经费硬件模块和服务，希望B公司能配合签订合作协议等项目申请需要的法院文件。B公司明确知道其目的合同，但为了销售产品，无效仍然配合操作。恶意

　　在合作协议中，串通A研究院承诺购买B公司总额50万元产品，申请其中25万元在当年年底前支付。科技然而，经费经B公司多次催促，法院A研究院在获得补助后，合同始终没有按协议约定如期支付25万元，导致合同项目无法继续履行。之后A研究院向B公司提出补偿10万元以解除合同。B公司不接受该提议，见协商无果，便向A研究院发出《律师函》要求继续履行合同。不久，B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，主张A研究院应继续履行涉案合同，若A研究院无法继续履行，则应赔偿B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。

　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涉案合作协议系A研究院与B公司恶意串通，在未向涉案项目投入资金的情况下签订合作协议，目的是申报国家科技经费，购买产品只是对其配合签约谋取私利的承诺内容。该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科技经费使用管理的规定，损害了国家利益，涉案合作协议系无效合同。故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B公司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　　法官说法

彭盎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专利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

　　该案是技术服务合同纠纷，且涉及国家投入科技经费的合作项目。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合同的效力。虽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合作协议有效，但法院亦不能仅因当事人对合同效力无异议而予以确认，应当对合同效力进行全面主动审查。最终认定涉案合作协议系A研究院与B公司恶意串通，损害了国家利益，系无效合同。“恶意串通”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，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。该案中，主观上双方互相串通，为满足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；客观上表现为实施具体行为来实现非法利益，应认定属于恶意串通的合同，因而无效。该案宣判后，法院及时向行政管理单位提出加强国家科技经费管理的司法建议，帮助有关单位增强法律风险防范，避免国家利益受损，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。

　　来源：广州知识产权法院